【特别推荐】陈思广 曹雪冬 | 意图的言说与文本的意味 ——《子夜》主题新论

（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20年第7期）

（本文作者：陈思广    曹雪冬）

摘要：茅盾关于《子夜》的主题旨在“回答托派说”是其预设的温柔“陷阱”，它既不能遮掩《子夜》的文本意味与作家意图之间的明显罅隙，也不能平复小说中关键人物的失败因素和结局与作家理念阐述之间的矛盾。真实而全面地展现19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活图景，深刻地反映资本运作环境下人性的本质以及企业经营投资者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因由，进而揭示出冲击企业经营投资者完成效益化生成及扩大再生产的时代动因，是《子夜》的立意之本，也是《子夜》的主题之所在。

关键词：茅盾；《子夜》；主题；新论

      文坛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一部作品发表后，作家本人同时或随后便会在相应的场合，一次甚至多次就该作品的创作意图、运思过程、人物构思、甚至主题立意等方面作或详或略的阐释，以求读者对其文本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有时，这种自我言说是作者本人的真率表露，为读者理解文本构筑起接受的理路与通达的桥梁；有时，这种指向则是作家在某种特定历史语境下一种策略的表述甚或掩饰，这就有可能为文本的解读预设一个温柔的陷阱。《子夜》的情形就属于后者。1939年，作为左翼重要作家的茅盾曾就《子夜》的主题作过如下的说明：“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此论一出，立即得到左翼作家们的广泛认同，虽然它源自瞿秋白的定性或非茅盾的本意，但因它出于茅盾之口便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茅盾的阐述，更何况它还有承载起左翼革命文学所应承担的历史重任。因此，在随后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声音被不断强化，特别是茅盾晚年对这一观点的两次重申，更使这一观点影响深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理解《子夜》主题的唯一声音。但是，当我们以此对读文本时很快就会发现，“回答托派说”的创作意图与文本的客观呈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罅隙，即：关键人物的失败因由与结局走向并不契合作者对创作动因的理性揭示。例如，民族资本经营者吴荪甫实际上并不是败在买办资本经营者赵伯韬手中，而是败在杜竹斋的倒戈上。也就是说，当吴荪甫与赵伯韬在公债市场相互胶着甚至略占上风时，善于见风使舵与投机经营的杜竹斋见利忘义，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多头”，终使吴荪甫一败涂地。又如，茅盾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是两条：一是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是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但文本的实际结局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工业资本经营者既没有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只有周仲伟被迫买办化，而吴荪甫只是对此有过动摇的念头），也没有与封建势力妥协，而是以一种悲壮的破产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商战之旅。可见，“回答托派说”并不能遮掩《子夜》的文本意味与作家的意图之间明显的罅隙，更不能说明几十年来众多接受者试图以此印证文本的努力，以平复小说中关键人物的失败因由和预设的结局与作家理念阐述之间的矛盾。诚然，作家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接受之间存在误读并非不可理喻，但对于这部表现企业经营投资者悲壮历程的《子夜》而言，二者之间的罅隙却引发我们进一步思索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即：《子夜》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子夜》初版封面

一、19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活图景

      1933年1月，《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在其《后记》中，茅盾就《子夜》的创作缘起与创作意图这样写道：“一九三○年夏秋之交，我因为神经衰弱，胃病，目疾，同时并作，足有半年多不能读书作文，于是每天访亲问友，在一些忙人中间鬼混，消磨时光。就在那时候，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后来我的病好些，就时常想实现我这‘野心’。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乃整理所得的材料，开始写作。”由此可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是茅盾创作《子夜》的一个重要意图。为此，他还进一步补充道：“我的原定计画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应该说，这一说明是符合文本实际的。自茅盾从事创作以来，其选材的时代性与创作的宏阔感就已显现其中。处女作《蚀》三部曲虽然流露出作者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怀疑颓废的倾向，但是这种矛盾痛苦的心境却在很大程度上映现了早期参与革命的青年群体真实的心路历程，其强烈的时代感至今仍扑面而来。而同时期由《创造》《自杀》《一个女性》等五个短篇小说结集的《野蔷薇》，虽然主人公仍是年轻女性，书写的也是她们身处新旧思潮的漩涡之中所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的逃避、怀疑、苦闷的精神镜像，但是，她们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敢于突围，努力打破传统束缚的时代女性精神，依然是茅盾一以贯之的艺术尝试。及至《虹》，茅盾借助梅女士逃离“柳笼”、冲出“夔门”、进而参与到工人运动中这一历程中的身份转化与思想变迁，更是较为完整、细致地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阶段的时代风貌，肯定了知识青年在革命者的指引下，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道路的这一践行方向。选材的时代性与题材的宏阔感更彰显其中。《虹》之后以学生运动为背景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虽然从艺术价值层面而言略有欠缺，但作者通过青年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教育下对于各自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揭示了革命力量的一种缓慢积蓄过程，对于革命前景的思索与预测也更为明晰。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说：“他在这两部书里都暗示着出路，书名字便可见。虽然像画龙点睛似地，路刚在我们眼前一闪，书就‘打住’了，仿佛故意卖关子，但意义是有的。”可以说，这些带有实验性但却扎实而丰厚的艺术实践，为茅盾在《子夜》中叙写中国大社会的“野心”树立了信心。

      《子夜》就是一部大规模地描写中国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在《子夜》中，茅盾向我们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这里既有吴公馆客厅中的勾心斗角，又有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算计；既有工厂工人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又有上层社会荒淫堕落的丑恶嘴脸；既有封建势力的败落溃灭，又有底层革命力量的悄然滋长……作者巧妙地展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工商界、知识界等复杂的社会情状，描绘了一幅立体的“一九三○年式”中国都市社会的真实图景。在《子夜》里，作者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十里洋场中以色相作为资本四处游走的交际花；看到了在遍布惊涛骇浪的金融市场里角逐争利的投机者；看到了在情感与婚恋上苦闷彷徨的青年男女，还让我们看到了从封闭乡村来到上海避乱的“海上寓公”，空口谈论治国理想的在职政客与退役军官，等等。对于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工业资本经营者与金融巨头而言，他们不是琢磨着如何对付工人的罢工运动，如何利用混乱的时局在投机事业中大捞一笔，就是放纵于“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必诺浴，舞女，电影明星”以及“死的跳舞”“江上行乐”等荒淫的娱乐场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生活就是无病呻吟地作诗、高坐在酒楼“看戏”、“过一天算一天”似地游戏人生。对于工厂的工人及被封建地主奴役的底层农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就是无休止地做工以及面对破败的泥墙、沙沙作响的竹棚与无端袭来的拳脚与谩骂……而且，随着这些人物的足迹，我们不仅看到了高耸的钢架、会爆发出“碧绿的火花”的电车、轰鸣的大型机械、闪烁的霓虹灯以及1930年的雪铁龙汽车等这些繁华都市所特有的外在物质文化标记，还走遍了都市的角角落落——从外滩公园到精致壮丽的小洋楼；从嘈杂喧闹的交易所到充满丝车噪声的工厂；从紧张混乱的游行街头到游乐的园林丽娃丽坦村——将上海这个1930年代国际化的大都市的城市景观由内而外一览无余。无外乎有评论者这样说道：“有许多人说《子夜》在社会史上价值是超越她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这原因是《子夜》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正是茅盾在作品中详细地描写了当时上海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子夜》成为了展示1930年代都市生活图景的一部力作。

二、资本运作环境下人性本质的深刻揭示

     《子夜》不仅展示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活全景，还深刻揭示了资本运作环境下人性的本质。众所周知，《子夜》的主要矛盾是围绕着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等人的经济活动展开的。因此，他们之间的经济矛盾与斗争就成为整个小说的主线。在《子夜》的第一章中，张素素与李玉亭就曾在对话中将吴荪甫的小客厅喻为既有金融界大亨，又有工业界巨头的中国社会的缩影。

      与权力本位的乡土社会不同，都市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学教授李玉亭口中的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在这个小客厅里，一切以金钱为本位，所有人物的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思想状态都在金钱、物欲的冲击下都得到了新的解释与阐发。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中所言，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可以说，那些匆忙出入于吴公馆小客厅而愁眉苦脸的金融大亨、工业巨头们，整日就是在算计着自己如何赚取更多的财富。正是在这样一种金钱至上、物质至上的强烈刺激下，他们的贪婪本性得以充分展示，而小说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深刻地揭示了资本运作过程中不同经营者之间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

      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三大资本经营者之间，是看似互利实则充满斗争的利益伙伴。这是资本运作环境下人性的必然呈现，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是如此。赵伯韬是名副其实的“公债大王”，各项公债他都扒进，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他不惜以“花钱叫人打败仗”的卑劣手段来操纵金融市场。因吴荪甫与杜竹斋都想投机公债而且与赵伯韬立场相同，所以他俩非但没有对这一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表示不满，反而合谋共略。不仅如此，二人还认为他们加入老赵的“秘密组织”让老赵占了大便宜，应当在公账之外再对老赵提出附加的要求，充分暴露了他们对金钱的贪婪与野心。其实，三人最初得以“结盟”，无非是想刮取公债市场中的巨额暴利，但当公债交割的账目与朱吟秋的押款两件事无法谈拢危及到了吴、杜尤其是吴的利益时，三人之间的“共谋”即刻演变为对立的“斗法”，资本经营者之间追本逐利的本性一览无余。尤其是当吴、赵进行“生死决战”时，杜竹斋见利忘义，无情地将自己的妻弟吴荪甫推向绝路，更深刻地揭示出资本经营者在赤裸裸的金钱诱惑面前毫无亲情可言的人性本质。

      吴荪甫与朱吟秋、陈君宜、周仲伟等中小企业家之间，同样显露着资本经营者唯利是图的人性本质。在资本运作中，吴荪甫时刻以企业的经营发展为根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以之为中心。他憎恨那些把企业弄得半死不活的中小企业家们，为好好的企业落在他们这些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才手里而心疼。当然，这只是他掩饰其勃勃野心的借口，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无怜悯地将那些企业都收归己有。面对朱吟秋，吴荪甫一方面表现出惋惜的神色，认为“很好的一付意大利新式机器放在他手里，真是可惜”！另一方面，又大造舆论说朱吟秋又笨又心狠，败坏了全体丝业的名誉。实际上，他是为了挤出朱吟秋囤积的大量干茧，顺利完成自己工厂赶缫抛售的期丝，赚取更多的利润。面对陈君宜，吴荪甫更是提出了种种严苛的“出租办法”，如送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经理名头，不将其厂房中的机器算作租金，厂里每生产出一件货物还需按照货价抽头、折旧等，将在商言商的商人本性暴露无遗。对于周仲伟的火柴厂，吴荪甫本也有想法，只不过周不肯就范，走了买办化的路而已。

      不仅在对外经营活动中吴荪甫追求资本的最大化，即便在内部经营管理过程中，吴荪甫也施展出他控制生产成本的铁腕硬骨。为弥补其在公债投机等经营活动中的损失，吴荪甫果断地对工厂的经营方式进行了严密的整顿，不仅毫不留情地发布了工钱打折、进出门都要搜查、取消星期日加工、延长工作时间等一系列管理规则，而且毫不理会工人们的利益诉求，凸显出吴荪甫作为企业经营者唯利益至上的霸道性格。除此之外，吴荪甫还从管理层面对工厂内部的人员安排进行了重新布置和调整，一方面重用干练而机警的屠维岳，将工厂中的一切事宜全权交付给他处理，还默许屠维岳使用收买拉拢、挑拨离间、雇佣打手流氓等手段达到尽快开工、不耽误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又继续留用畏缩、无用的莫干丞管理工厂事务，实际上是希望对屠维岳的势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实现权利的制衡与促使工厂恢复生产的双赢局面。这一切，都是由吴荪甫的商人本性所决定的。

      至于赵伯韬、吴荪甫、韩孟翔等以色诱的方式进行交易，更是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的拙劣表演。

三、企业经营投资者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因由

      实际上，《子夜》不仅表现了众多人物在经济利益诱惑下竞相追逐物质财富而走向人性扭曲甚至变形的种种情状，还从更深层面揭示了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企业投资者在资本运作中违背经济规律以致走向失败性结局的主观动因。在《子夜》中，吴荪甫主要有四项事业：一是把自己的家乡双桥镇打造成“模范镇”，建筑起一座“双桥王国”；二是在上海开办“裕华丝厂”；三是伙同孙吉人、王和甫等人设立“益中信托公司”；四是公债投机事业。其中，建造“双桥王国”的理想因双桥镇遭战火毁损后无奈放弃，这虽使得吴荪甫损失不小，但尚未威胁到他的主业；至于裕华丝厂则运转正常，其间虽有工人运动，但在屠维岳的“手段”下，怠工与罢工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地解决。显然，令他最终破产的是后两项事业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作为企业投资者的吴荪甫在具体运作中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导致这两项事业最终失败的主观动因又是什么呢？

      作为企业投资者，吴荪甫无疑是一个贪恋剩余价值的人，在资本的运作过程中，他自然期望能够将资本循环中得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进一步追加的资本，投入到原料的购买与劳动力的扩充上来。但是，实现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就在于投资者必须首先要确保剩余价值能够在维持原有的生产基础上进行，可吴荪甫因为参与赵伯韬做公债已经在往来各银行钱庄上调动了近百万资金，因此在扩大再生产上，他开始捉襟见肘，可为了实现自己建造“工业王国”的野心与积累更多的资金，他还是毅然同意了孙吉人他们的主张，加入到“益中信托公司”的事业中。“益中”成立后，吴荪甫在自身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又盲目扩张，同时收购了八个生产各种日用品的小厂，随后又接管了朱吟秋的丝厂与陈君宜的织绸厂。但是，维持这些工厂的正常运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吴荪甫又缺乏资金，不得已又用“益中”的名义做了公债，寄希望于从公债中获利。然而局势不利，一方面国内战事愈演愈烈，迟迟无法断绝，公债受此影响波动极大；另一方面世界性产业凋敝、外销饱受日本等国挤压，八个工厂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要想回笼货币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公债市场并不是工业资本经营者吴荪甫擅长的领域。当吴荪甫之后与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中进行搏斗时，就已陷入了赵伯韬布置的陷阱中。他过度膨胀的野心与刚愎自用的性格使他忘记了自己工业资本经营者的身份，转而化身为一个“高级”的金融投机狂徒，将益中公司打造成了一个“反赵”的大本营，并要和赵伯韬一决高下。可是，此时的益中公司由于又要做公债又要扩充八个小厂，已出现资金周转不灵、濒临破产的危机，此时的吴荪甫如果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不与赵伯韬豪赌，仍有重振的机会。但独断专行的吴荪甫决定孤注一掷，将办厂的全部资本拿去做公债，这就变相地切断了资本运作的资金链，也改变了资本运作的性质。

      而做公债后，吴荪甫又过于轻信他人，在关键时刻丧失独立的判断能力，招致失败。如，面对“女间谍”刘玉英主动送来的情报，他不加分辨也不经调查，既没有怀疑刘玉英带来的消息是否属实，也没有进一步思考刘玉英为何甘于冒险替他打探赵伯韬的消息，便将她传来的信息全盘接受，甚至到了与赵伯韬背水一战的前夕，他还暗自庆幸自己幸而收买了女间谍，可以出奇制胜。与此同时，吴荪甫还将韩孟翔视作其“部下”，以为凭借一些好处，再加个刘玉英，一定可以“吃紧了”他，却不料韩孟翔暗地都报告了赵伯韬，加之杜竹斋临阵倒戈，吴荪甫终无力回天。

四、冲击企业经营投资者完成效益化生成及扩大再生产的时代动因

      作为企业经营者与投资者的吴荪甫最终失败了，成为了“一个在无可抗拒的命运或环境下受到打击的一个传统的悲剧主角”。这自然与其违背资本运作的经济规律、盲目扩大经营又固执己见、轻信于人等主观因素有关，但也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动因。《子夜》的时代背景是1930年春末夏初，正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各种复杂矛盾激化的时期。其时，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在形式上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各派地方军阀实际上仍然是各自为政，矛盾激化时不惜武力解决，如中原大战等。此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对长三角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一些以外销为主的轻工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濒于破产。在这一时代环境下，茅盾这部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子夜》在表现1930年代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们实现振兴民族工业的宏图时，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展示出时代的动因给他们的理想带来的强烈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中原大战为近景渲染这一大战对以吴荪甫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小企业者的强烈冲击。1930年三四月间，以蒋介石为一方，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沿着津浦铁路一带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这场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战线绵延数千里的军阀混战，规模阔大，战况惨烈，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冲击了长江、黄河沿线的工业发展。且不说作家在作品中写李玉亭提及上海最大的一家烟草厂就因战事而停工给吴荪甫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不说赵伯韬认为战局悲观、年内无望的“预判”带有施压的意味，仅就作品所交待的吴荪甫的直接损失而言，如战事阻断了交通，厂里的货物无法开运，直接导致他随后吞并的八个工厂的产品积压，资本无法回笼，就可见冲击之大。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战争的需要，从公债市场吸收了大量的资金，致使金融资本经营者将大量资本倾注到交易所内，不愿为企业资本经营者放贷，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生产者的经营困难。《子夜》第二章中作者就借朱吟秋之口点出了这个问题。可以说，军阀混战使朱吟秋、陈君宜等企业家一开始就陷入了资金周转的困境中并终使他们资金链断裂而告破产。表面看来，这似乎为吴荪甫等人的益中信托公司提供了“机遇”，可随后的信贷危机，又使吴荪甫不得不将之前盘进的八个工厂再盘出去。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吴荪甫和王和甫，包括隐含作者在内，都有一个共识：中原大战严重冲击了众多民营投资者实现企业效益化生成的基本愿望。

      第二，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为远景展现吴荪甫等民族工商业经营者为应对这一危机转向对内压榨、盘剥的经营方略。1929年前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他们更是采取了诸如商品倾销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扩张，这就使得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一些长江沿线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破产倒闭现象极为严重。在作品中，朱吟秋就国内缫丝业成本重，销路不好，资本短绌，大倒苦水，道出了经济危机下民营企业四面楚歌的险境。同样，吴荪甫为了摆脱困境，通过裁员、降薪、增加劳动时间与强度等实现资本的血腥积累。当然，这也激化了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小说第十三——第十五章就着重描写了这一矛盾爆发后，吴荪甫如何利用桂长林、莫干丞、王金贞等中低层管理者特别是放手让屠维岳处理裕华丝厂的怠工与罢工潮，以及千方百计地阻止生产与经营成本不断增加的行为。茅盾将这三章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屠维岳这一形象也因之站立起来。

      可以说，正是由于内战与经济危机的双重绞杀，使得以吴荪甫等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小民营企业家无法达成正常生产的基本目标而不得走向破产的时代结局。也因此，我们说，了解并重视作家的创作意图固然重要，但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尊重自身的艺术感受，遵从艺术的审美法则更为重要。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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